作者介绍： 石泉： 已故著名历史与地理学家，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、常委, 国务院学位评议组成员，原武汉大学资深教授 此学术论文原文《古邓国、邓县考》发表于一九八0年

 供稿人： 邓又铭：

   春节前，西安交大老学子邓锦涛，从北京转发一份已故著名历史与地理学家，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、常委, 国务院学位评议组成员，原武汉大学资深教授石泉先生，发表于一九八0年的学术论文《古邓国、邓县考》给我。 这篇论文，对于探究南阳邓氏源头的宗亲们，颇有见益；特此转载于下。 古邓国、邓县考 作者：石泉 一、关于春秋时邓国都城及汉晋宋齐邓县地望的考订 邓国是春秋初期以前、上至西周（或更早些），位于汉水以北、南阳盆地南部的一个具有一定经济文化水平的古国。关于邓国的都城所在，汉魏六朝时期的记载都说是在当时的邓县（1）。后人对这一点亦无异议；但对当时的邓县以至春秋时的邓国究竟在今何处，则有不同的解释。一种说法认为在今河南邓县（旧邓州）；另外的说法都认为在今湖北襄樊市以北的汉水北岸，但具体的记述又不一致，有襄樊市西北、东北、北面等三说。以下我们就对这些说法逐一进行考察。 （一）河南邓县（旧邓州）说之不能成立 主张古邓国在今河南邓县之说的，可以举顾祖禹的名著《读史方舆纪要》（以下简称《方舆纪要》）和乾隆《邓州志》、嘉庆《南阳府志》作为代表。近人著作中主此说者亦颇不乏人，但却未见提出什么有力的论据。《方舆纪要》虽在卷51，河南六，南阳府，“邓州”总论中说是“春秋时邓侯国”,但在后文分条论述邓州的山川城邑沿革时，却毫未提到邓国和汉晋的邓县；而在卷79，湖广五，襄阳府“邓城”条中虽然说是“府东北二十里，本春秋邓国地”,但所引史事则包括有关秦汉时邓县的材料，却又未指实就是汉晋时邓县。乾隆《邓州志》和嘉庆《南阳府志》在“沿革”部分，把春秋时邓国和战国秦汉直到晋宋时的邓县，都列入邓州范围，但在“古迹”部分又只举出穰县等，而全未提到古代的邓县（2）。《邓州志》在“沿革表”的汉代州、县一栏中，列举了邓、穰、涅阳、朝阳、棘阳、淯阳、冠军七县之后，却又加注说：“旧志皆邓境内。今按：各史志，惟穰、涅阳、冠军确系今邓地无疑。余尚侯考” （见卷1,页4下）。这些都足以说明邓州之说并无确据。近人著作中主此说者，也未见有任何认真的考释。 其实，今河南邓县从战国以来直到明初，一千多年间一直是穰县所在。北魏至隋初曾在这里设荆州；隋灭后梁取江陵以后，荆州移治江陵，始于穰县设邓州。至明初，废穰县，这里才专称邓州。民国以后，废除府、州，于是邓州始改称邓县，以迄于今。这一沿革情况前人是有明确记载的（3）。穰县既一直在这里，则战国至汉晋与穰县并存的邓县，自不可能也在此。古代记载直到唐宋,也还未见有把穰县（邓州）同古代邓国联系起来的（4）。然则是否可把古邓国和汉晋六朝邓县，定在今邓县（邓州） 南境 ？这也不可能，因为南境是汉晋至刘宋时的朝阳县地，县城就在今鄂豫两省交界处的湖北境内（1），无法在这里再安下一个邓县。 据上所考，古邓国在今河南邓县（旧邓州）之说，是站不住的。 （1）参阅《汉书》卷28上，地理志上，南阳郡“邓”县原注及颜师古注引应劭曰：杜预《者秋释例》卷6邓地，“桓七年邓”条。 （2）参阅《邓州志》（乾隆二十年刊本）卷1“沿革表”及卷八古迹，“胜迹”部分；《南阳府志》（嘉庆二十年刊本） 卷1舆地志，沿革，“邓州”部分及古迹“邓州”部分。 （3）参阅《大清一统志》（乾隆增修五百卷本，光绪壬寅（1902）年）上海宝善斋石印，（以下简称“乾隆《一统志》”）卷166，河南省南阳府,建置沿革，“邓州”条：卷168，古迹，“穰县故城”条〔按：本文所引乾隆《一统 志》内容都与《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 》（《四部 丛刊》影印本）基本相同，下不另注。〕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51，河南六，南阳府邓州“穰县城”条。 （4）参阅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卷29湍水篇：卷:31淯水篇：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（以下简称《元和志》） 卷21山南道二，“邓州”总 论及“穰县”条：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卷142山南东道一，“邓州”总论及“穰县”条。 （二）古邓国（汉晋宋齐邓县）在今湖北襄樊市北的不同说法 认为古邓国（ 宋齐以前邓县） 在汉水北岸今湖北襄樊市附近的记载，比上述河南邓州说要多得多，也早得多。现存史料对于古邓国、邓县在汉水北岸的具体位置，大致有三种说法： 一说在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；一说在襄樊东北，唐白河下游西北岸；还有一些记载则只笼统说在襄樊北。 这三种说法，以襄樊西北说为最早。刘宋时人盛弘之所作《荆州记》（ 成书于元嘉十四年）云：樊城西北，有鄾城。……鄾城西北行十余里，邓侯吾离之国，楚文王所灭，今为邓县。邓城西百余里，有谷伯绥之国。（原书已佚，此据光绪十九年曹元忠辑本卷3，内容转引自《太平御览》卷192） 这是今存史料中有关古邓国及邓县地望最早的较明确记载。下至清代，乾隆《襄阳府志》卷5古迹，襄阳县“邓城”条云：“县西北二十里。春秋时邓国地”。又“易城”条云：“在邓城南七里”。同治《襄阳县志》第二册，卷 1，古迹，“邓城”条云：“县城西北二十里，今城基尚存，高丈余，壕淤成田。”又“鄾城”条云：“在邓城东南十余里”，与《府志》所记大致相同。特别是《县志》 描述较具体，应是当地人根据实地调查所得。这同现在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位置、特征也基本相符。 襄樊东北说，在今存史料中，最早见于今本《水经注》，卷引淯水篇云： 【经】（淯水）南过邓县东。 【注】县故邓侯吾离之国也。楚文王灭之。秦以为县。淯水右合浊水，俗谓之弱沟。水上承白水于朝阳县，东南流，经邓县故城南。习凿齿《襄阳记》曰：楚王至邓之浊水，去襄阳二十里，即此水也。浊水又东，逸邓塞北，即邓城东南小山也。……浊水东流，注于淯。淯水又南，迁邓塞东，又通鄾城东。……盖邓之南鄙也，昔巴子请楚与邓为好，封人夺其币，即是邑也。司马彪以为邓之鄾聚矣。 【经】（淯水）南入于沔。 从这段记载看，显然是把古代邓国和汉魏邓县，连同古代的鄾城，都定在今襄樊市东北的唐白河西岸了。下至唐宋，以及明清，这个东北说一直相当流行。例如《元和志》卷21,襄州“临汉县”条云：临汉县，本汉邓县地，即古樊城。……县城南临汉水……故邓城，在（临汉） 县城东北二十二里，春秋邓国也。 《太平寰宇记》卷145，襄州“邓城县”条云：汉邓县地，即古樊城。……贞元二十一年（公元805年），以襄州为襄阳府，徙临汉县于东，古邓地。乃改为邓城县。 杨守敬、熊会贞《水经注疏》卷31，淯水篇按语云：秦置邓县，属南阳郡。两汉、魏因。晋属义阳郡。宋为京兆郡治。齐因。梁废。今在襄阳东北二十里。 以上是东北说的一些较明显记载。 还有一些记载只说在襄樊北面，例如唐初的《括地志》云：“故邓城在襄州安养县北二十里，春秋之邓国。” （2）安养县，唐天宝以后改名临汉县，故地在今襄樊市之樊城，已见上引《元和志》。北宋初的《太平寰宇记》卷4，襄州“邓城县”条原注云：“（襄州襄阳县）北二十三里。”（3）下文云：“汉邓县地，……古邓地。”并云鄾城也在县南境（1）。 （1）关于汉晋至刘宋时朝阳县。参阅《汉书》卷28上，地理志6上。南阳郡“朝阳”县：《续汉书.郡国志》（殿本《后汉书》32） 荆州南阳郡“朝阳”县：《晋书》卷15，地理志，荆州义阳郡“朝阳”县：及《宋书》卷37，雍州“顺阳太守”条及“朝阳令”条。关于古朝阳城地望，参阅同治《襄阳县志》（民国石印本第二册）卷1.地理志，古迹。“朝阳城”条：光绪 《襄阳府志》卷5，舆地志5，古迹。“朝阳城”条。据湖北省博物馆内部调查报告：在今襄阳县西北六十里，靠近河南省边界的石桥公社史李大队李百户湾北，仍有朝阳城遗址在，与上引襄阳县志，府志所记合。 （2）见《史记》卷40，楚世家，张守节《正义》转引《括地志》。 （3）按：《太平寰宇记》（光绪金陵书局本）说邓城在襄阳北十三里，但乾隆《一统志》卷270，“襄阳府古迹，邓县故城”条引《寰宇记》 则云邓城县在襄州北二十三里。光绪《襄阳府志》卷五古迹，襄阳县“邓城故城”条据《通志》（按：当是嘉庆《湖北通志》）引《寰宇记》，以及民国《湖北通志》（商务印书馆精装本） 页667，卷18，《舆地志》十八，古迹四，襄阳县，“邓城”条跟《寰宇记》都说 是“在襄州北二十三里。”据此，局本《寰宇记 》当脱“二”字)。 乾隆本《大清一统志》卷270湖北襄阳府，古迹，“邓县故城”条，也说是“在襄阳县北。春秋时邓国” 。 这个襄樊北面之说，与东北说及西北说都可大致相通，可能也就是调和前二说的产物。因此，问题关键还在于东北说与西北说哪个更符合实际情况。 （三）今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是古邓国及宋齐以前邓县所在 邓城遗址是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，位于襄樊市樊城西北十余里（2）。据武汉大学历史系师生1973年春的实地访查，古城墙基还很完整，城址略呈方形，周长6.3里弱（3137.6米，合清里5.4里强）。城内及城外（特别是北面）有大量汉代以至战国、春秋时的器物残片，说明这一古城的历史悠久和居民众多。据当地群众说，邓城虽然久已不是个城镇了，但至今在周围几百里内仍很有名。祖辈传说：邓城比襄阳还要古老。 这个邓城遗址，从方位和遗迹看，显然就是上述同治《襄阳县志》所记位于襄阳西北二十里，“城基尚存，高丈余”的“邓城”。联系到遗址也叫“邓城”，它的文化遗存的时限以及民间传说的内容，特别是联系到上引《荆州记》中指明“邓侯吴（吾）离之国”，就是当时（刘宋前期）的邓县，亦称邓城。而《宋书·州郡志》卷37，雍州“新野太守”条总论，及“京兆太守邓县令”条，也明确指出当时的邓县是“汉旧县” 。这些都足以说明邓城遗址应即春秋时邓国，战国秦汉直到刘宋时的邓县。 于此还可举出以下三条有力旁证。 （1）《三国志·蜀志》卷5 诸葛亮传，裴松之注引东晋习凿齿《汉晋春秋》云：亮家于南阳（郡）之邓县，在襄阳城西二十里，号曰隆中。 萧统所编《文选》卷37诸葛孔明《出师表》，唐李善注引《荆州图副》亦云：邓城旧县西南一里，隔沔，有诸葛亮宅，是刘备三顾处。 隆中山在今襄阳城西约二三十里，北过汉水不远就是邓城遗址。这同上引《汉晋春秋》和《荆州图副》所记，邓县（邓城）南与隆中的诸葛亮宅隔沔相望的位置正合（里数过近,可能有脱误），从而证实了当时邓县当在襄阳的西北方的今邓城遗址。 （2）《宋书》卷37，州郡三，雍州京兆太守属县有邓县，云是’‘汉旧县”，而有“京兆太守”条总序则指明：“（宋孝武帝）大明土断，割襄阳（郡） 西界为实土。”邓县当时虽然属犷京兆侨郡，但它是汉以来的旧县，因而是有实土的。据“京兆太守”条所记，当时京兆郡属县中只有邓县不是侨县，可以想见：同郡的其他诸侨县必然寄治在邓县附近。值得注意的是：大明“土断”之后，划给京兆郡的实土是在襄阳郡的西境。这也就反映出：当时邓县必然也邻近襄阳西境，才能与其他侨县的新得实土连接成一片。这样邓县自当在襄阳西北，而不可能偏在东北方。 （3）《元和志》卷21，山南道二，裹州襄阳县“万山”,条云：在（襄阳）县西十一里，与南阳邓县分界处。古谚曰：襄阳无西，言其界促近。 这说明在襄阳城西不远 （包括汉水南岸的万山以西）也就是邓县县境。而隆中也正在这里，因而《元和志》所记，与上引习凿齿《汉晋春秋》所说“隆中”属邓县，又正相合。《元和志》这段记载，与前文所引本书的另一段，说“故邓城”在当时临汉县 （今樊城） 东北二十二里，即古邓国的记载，是自相矛盾的。但这段记载的内容较具体，并引古谚语为证，又有上述充分旁证，较之另一段的笼统说法，自更为可信。邓县治所在汉水以北，这是古今皆无异辞的。上引《荆州图副》并进而指明邓县就在沔水北岸不远，与隆中诸葛故居隔沔相望。这就又证明邓县必在今襄樊市西北方，正当邓城遗址所在。 综上所考，西北说在文物古迹方面和较古的文献记载方面，都能得到有力的印证。因此，似可肯定：古代邓国和战国秦汉以至宋齐时的邓县故址，当在今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。在战国秦汉时，这里曾是个较大城镇。但从汉末三国时起，就屡次成为长期分裂战乱局面下南北交争的前沿城镇，居民应已大减，只成为新兴的军事重镇襄阳城的外围据点之一而已。从邓城遗址中，汉代器物大量存在的情况来看，也反映出了这一古城从三国以后已趋衰落的迹象。 （1）《太平寰宇记》卷145，襄州邓城县“鄾城”条云：“即古鄾子之国。邓之南鄙”。但《方舆纪要》卷79襄阳府襄阳县“邓城”条附“鄾城”引《寰宇记》云：“鄾城在邓城南八里”。与今本异。 （2）乾隆 《襄阳府志》及同治《襄阳县志》都说邓城在襄阳县城西北二十里。我们于1973年去邓城调查时，当地人说，邓城去樊城八里。据大比例尺地图估算，两地直线距离约为今里十二里。今里略小于清里（1公里=1.7321清里）。12今里约合10.4清里。樊、邓之间基本上是平地，道里曲折率不大，因此估计为十余里。 乾隆本《大清一统志》卷270湖北襄阳府，古迹，“邓县故城”条，也说是“在襄阳县北。春秋时邓国” 。 这个襄樊北面之说，与东北说及西北说都可大致相通，可能也就是调和前二说的产物。因此，问题关键还在于东北说与西北说哪个更符合实际情况。 （三）今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是古邓国及宋齐以前邓县所在 邓城遗址是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，位于襄樊市樊城西北十余里（2）。据武汉大学历史系师生1973年春的实地访查，古城墙基还很完整，城址略呈方形，周长6.3里弱（3137.6米，合清里5.4里强）。城内及城外（特别是北面）有大量汉代以至战国、春秋时的器物残片，说明这一古城的历史悠久和居民众多。据当地群众说，邓城虽然久已不是个城镇了，但至今在周围几百里内仍很有名。祖辈传说：邓城比襄阳还要古老。 这个邓城遗址，从方位和遗迹看，显然就是上述同治《襄阳县志》所记位于襄阳西北二十里，“城基尚存，高丈余”的“邓城”。联系到遗址也叫“邓城”，它的文化遗存的时限以及民间传说的内容，特别是联系到上引《荆州记》中指明“邓侯吴（吾）离之国”，就是当时（刘宋前期）的邓县，亦称邓城。而《宋书·州郡志》卷37，雍州“新野太守”条总论，及“京兆太守邓县令”条，也明确指出当时的邓县是“汉旧县” 。这些都足以说明邓城遗址应即春秋时邓国，战国秦汉直到刘宋时的邓县。 于此还可举出以下三条有力旁证。 （1）《三国志·蜀志》卷5 诸葛亮传，裴松之注引东晋习凿齿《汉晋春秋》云：亮家于南阳（郡）之邓县，在襄阳城西二十里，号曰隆中。 萧统所编《文选》卷37诸葛孔明《出师表》，唐李善注引《荆州图副》亦云：邓城旧县西南一里，隔沔，有诸葛亮宅，是刘备三顾处。 隆中山在今襄阳城西约二三十里，北过汉水不远就是邓城遗址。这同上引《汉晋春秋》和《荆州图副》所记，邓县（邓城）南与隆中的诸葛亮宅隔沔相望的位置正合（里数过近,可能有脱误），从而证实了当时邓县当在襄阳的西北方的今邓城遗址。 （2）《宋书》卷37，州郡三，雍州京兆太守属县有邓县，云是’‘汉旧县”，而有“京兆太守”条总序则指明：“（宋孝武帝）大明土断，割襄阳（郡） 西界为实土。”邓县当时虽然属犷京兆侨郡，但它是汉以来的旧县，因而是有实土的。据“京兆太守”条所记，当时京兆郡属县中只有邓县不是侨县，可以想见：同郡的其他诸侨县必然寄治在邓县附近。值得注意的是：大明“土断”之后，划给京兆郡的实土是在襄阳郡的西境。这也就反映出：当时邓县必然也邻近襄阳西境，才能与其他侨县的新得实土连接成一片。这样邓县自当在襄阳西北，而不可能偏在东北方。 （3）《元和志》卷21，山南道二，裹州襄阳县“万山”,条云：在（襄阳）县西十一里，与南阳邓县分界处。古谚曰：襄阳无西，言其界促近。 这说明在襄阳城西不远 （包括汉水南岸的万山以西）也就是邓县县境。而隆中也正在这里，因而《元和志》所记，与上引习凿齿《汉晋春秋》所说“隆中”属邓县，又正相合。《元和志》这段记载，与前文所引本书的另一段，说“故邓城”在当时临汉县 （今樊城） 东北二十二里，即古邓国的记载，是自相矛盾的。但这段记载的内容较具体，并引古谚语为证，又有上述充分旁证，较之另一段的笼统说法，自更为可信。邓县治所在汉水以北，这是古今皆无异辞的。上引《荆州图副》并进而指明邓县就在沔水北岸不远，与隆中诸葛故居隔沔相望。这就又证明邓县必在今襄樊市西北方，正当邓城遗址所在。 综上所考，西北说在文物古迹方面和较古的文献记载方面，都能得到有力的印证。因此，似可肯定：古代邓国和战国秦汉以至宋齐时的邓县故址，当在今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。在战国秦汉时，这里曾是个较大城镇。但从汉末三国时起，就屡次成为长期分裂战乱局面下南北交争的前沿城镇，居民应已大减，只成为新兴的军事重镇襄阳城的外围据点之一而已。从邓城遗址中，汉代器物大量存在的情况来看，也反映出了这一古城从三国以后已趋衰落的迹象。 （1）《太平寰宇记》卷145，襄州邓城县“鄾城”条云：“即古鄾子之国。邓之南鄙”。但《方舆纪要》卷79襄阳府襄阳县“邓城”条附“鄾城”引《寰宇记》云：“鄾城在邓城南八里”。与今本异。 （2）乾隆 《襄阳府志》及同治《襄阳县志》都说邓城在襄阳县城西北二十里。我们于1973年去邓城调查时，当地人说，邓城去樊城八里。据大比例尺地图估算，两地直线距离约为今里十二里。今里略小于清里（1公里=1.7321清里）。12今里约合10.4清里。樊、邓之间基本上是平地，道里曲折率不大，因此估计为十余里。 （四）襄樊东北说的试解—当是晋、唐、宋时的邓城县 我们在考定古邓国及宋齐以前的邓县在今襄樊市西北之后，对于东北说也不能简单地一笔抹煞，而应进一步探索其渊源所自，以便从正反两方面更圆满地说明问题。 《晋书•地理志》在这方面向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。《晋志》（卷15）荆州义阳郡有邓县，原注云：“故邓侯国”。同卷荆州襄阳郡又有邓城县和鄾县。当时的义阳郡共有十二个属县,东起随县经随枣走廊，西至南阳盆地南部，包括新野、穰县（今河南邓县）、朝阳和邓县等。襄阳郡则在义阳郡西南邻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带有两个以“邓”为名的县。鄾县，据《左传》桓公九年杜预注所记，是位于汉水北岸邓国南鄙的鄾邑故址。古今于此，并无异词。此县与邓城县同属襄阳郡，又都在沔北,自必相近。《晋志》又指明义阳郡的邓县是“故邓侯国”，则鄾县自必又在这个邓县的南邻，邓城县与邓县既都与易县邻近，则彼此亦当相近。邓县既如上考，在今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，则此晋代邓城县就只能在鄾县东北方。鄾县自晋时一度设县后，即未再见有设县的记载；邓城县在宋、齐两《州郡志》和《隋书•地理志》中亦皆未见，可知这期间亦未设县。直到中唐时期，德宗贞元二十一年（公元805年），始又重设邓城县于今樊城以东偏北的古邓城（已详上考）。这个“古邓城”位置与上考晋邓城县的方位正合（1）。北宋沿袭之。南宋初，废为邓城镇，以后未再设县。 这里需要进一步作一些分析的，是如何看待上引《水经注•.淯水篇》有关邓县的记载。《淯水篇》的经文（反映汉魏时地理）说邓县在淯水下游（今唐白河）西岸。从大体看，与本文所考的襄樊西北说可以相合，因为经文是大处着眼，而今邓城遗址也是位于今唐白河以西的（虽然中间还隔一条较小的“清河”）。这段《淯水篇》的注文说发源于朝阳县的浊水，是东南流，经过“邓县故城”（《水经注》成书时，邓县当已废，故称“故城”）南，又东流，经过邓塞（邓城东南的小山）北，与淯水（流过邓塞东）会合。杨守敬《水经注疏》卷引认为这条浊水即今之清河，因为清河上源也在今襄阳西北境及豫陕边界地带，东南流，过清河店，转南流，在樊城东北入汉（咸丰十一年唐白河下游改道前，是入唐白河（2））。看来，杨守敬就是依据《水经注·淯水篇》，对照有关的方志与当时地图，设想清河下游古代曾于樊城东北面，转东流，入唐白河，以而定邓县故城以至邓国于襄阳东北二十里。 今按：水以清、浊定名，反映着含沙量的多少。清、浊特点相反，以清河释浊水，恐难讲得通，历史上一些河流由于上游开荒，植被受到破坏，造成水土流失，以致由清转浊，则有之：古代以浊水为名，到近世却以清河见称，水由浊转清，似违常理。看来，这倒可以反证古浊水未必是今之清河。因而杨守敬的解释恐难成立。 《水经注》是一部极为珍贵的古代地理名著，但久已残缺，错简和脱文、讹字繁多，又经后人据后来地理观点加以“订补” ，从而形成一些严重的窜乱，已远非本来面目。即以《淯水篇》和《两水篇》中有关襄阳及其上下游部分而论，问题就很多；加之作者郦道元是北魏人，对南方地理比较隔阂。因此我们对于今本《水经注》的记载，必须同其他较可信的有关古记载进行核对，彼此不相矛盾时，才能作为依据。上引《水经注·淯水篇》既与同属六朝时期的其他有关记载如《荆州记》、《汉晋春秋》、《宋书·州郡志》等有那样的出入，就更不能轻信。 《大清一统志》（乾隆本卷270）曾提出了一个以《水经注》为主的调和说法。它在上引襄阳府古迹“邓县故城”条内，于笼统肯定古邓国、汉晋邓县在襄阳县北，并列举邓县与邓 （1）《旧唐书》卷39地理志二，山南道，襄州“邓城”县条云：“故樊城也。……天宝元年，改为临汉县，贞元二十一年，移县古邓城置，乃改临汉为邓城县”三十余年后成书的《太平寰宇记》卷145，山南东道四，襄州“邓城县”条则云：“即古樊城……贞元二十一年，……徒临汉县于东，古邓地，乃改为邓城县。”北宋时的《元丰九域志 》卷一和《舆地广记》卷八在京西南路，襄州（襄阳郡） 邓城县下都领有樊城镇，亦足证邓城县治确已不在樊城，汉水过樊城后，即东北流，然后南转，则此邓城县自当在樊城东北，上引《寰宇记》“邓城县”下原注亦云襄州北（二）十三里，境内有宛水（今唐白河），则此邓城县显然不会在襄樊西北 （宛水只流经襄樊东北），这与《元和志）卷21，襄州临汉县“古邓城，条所记基本相合，同上文所考晋邓城县地望亦相一致。 （2）参阅同治《襄阳县志》（第二册），卷1，地理志，乡镇，东北乡，“新打洪” （“洪”字原书误写作“淇”字）、“龙坑”两条，并参阅今襄樊一带大比例尺地图。 （3）参阅长沙王氏合校本《水经注》卷28，沔水篇及卷31淯水篇所引诸家校释。其实问题还远不仅此。 邓城的沿革： 对邓城，一直联系到唐宋的邓城县；之后，又加上一段按语说：按：《晋志》有邓县，属义阳郡，又有邓城（县）,属襄阳郡。疑汉晋之邓县尚在新野、襄阳之间。自晋分置邓城，宋齐以后，当即邓城地为邓县，唐以后，遂属襄州。是唐之邓城未必古之邓国也。 今按：这一说法把《荆州记》所说的邓县（亦称邓城），与唐宋邓城县牵合为一是站不住的。因为唐宋时邓城县并不在襄樊西北，而在东北。还不仅此，《荆州记》所说的邓县（邓城），是和现在的邓城遗址地望相符的。邓城遗址的大量文化遗存，表明这个古城的兴盛时期一直延续到汉代（或稍迟），这同《荆州记》所说的邓县时代，大致尚可连得上。如果唐宋的邓城县也设在这里达三四百年之久，岂能在遗址的文化遗存中毫无反映？这也说明唐宋邓城县不会是在今邓城遗址。总之，根据文献记载及以上的考释，在襄樊东北方、汉水北岸，大致不出今唐白河下游的以西，清河以东的官厅、金华寺一带，应有个晋及唐宋时邓城县的故址。唐宋以后，不少记载误把这个邓城县当作春秋邓国都城，及汉晋宋齐时邓县治所！因而就与邓城遗址的位置合不上了。